俸禄是古代皇朝政府按规定给予各级官吏的报酬。主要形式有土地、实物、粮食、钱币等。而在历史的演化轨迹中，历朝历代的官员俸禄体系又不尽相同，不同之处也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结果，如明朝为什么朱元璋肃贪力度那么大，官员在贪腐方面仍前赴后继，主要就在于明朝官员的薄俸制，而清朝沿袭明代的薄俸制，也直接导致“陋规”体系的固化，虽说是康乾盛世，但也正是康熙、乾隆两位大帝奠定了清朝的制度性腐败的根基。

那古代官员的俸禄制的演化轨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战国以前是没有后世意义上的俸禄的。因为那时是贵族社会，实行世袭制，没有今天所说的官员。夏商周的诸侯及其下级卿士大夫各有自己的领地或者叫“食邑”。他们是自己领土的主人，代代世袭，领土内的一切财产除进贡的之外都由他们自己支配。

打个比方，当时的王朝是由各级诸侯与天子共同持有股权的一个公司，大家都靠股息生活，只不过股份大小有别，所以根本不用发什么工资。这种体制，也叫“世卿世禄制”。

“俸禄制”是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起来的。所谓君主专制，是指国家的产权收归君主一人，其他中层管理者不再与君主共享国家的股权，而是变成了君主的打工仔。有打工的，才有了工资，也就是俸禄。

战国时代是君主专制的萌芽期。因为各国激烈竞争，诸侯们争相改革，逐步废除不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积极性的贵族制也就是“世卿世禄制”，过渡为任命制。君主根据人们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按官爵高低来决定工资。

秦代是第一个全面实行俸禄制的大一统王朝。不过秦代留下的俸禄资料很少，《中国俸禄制度史》中根据部分存留下来的资料计算，秦代“五十石”之官，也就是一个基层小官，年收入为1712.5公斤小米，大约相当于五口之家一年的口粮。而一个“千石”高官每年收入是34250公斤小米，已经可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工资差别是相当大的，这也验证了历史记载的秦代“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高”的统治原则，也就是说，通过高官厚禄、拉大收入差距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

西汉俸禄制度主要袭自秦代，中高级官员俸禄比较丰厚。汉元帝时，著名贤臣贡禹曾在上书中描述他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他说未做官时，他家虽然有百亩田地，但是衣食不赡，生活困苦，做官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臣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禀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

这则资料告诉我们，西汉的俸禄形式是比较现代化的，不再像战国和秦那样用粮食支付，而是主要以铜钱支付，也就是实现了货币化。贡禹在做相当于中级官员的“八百石”官时，月收入是九千二百钱。据汉简材料，汉代一斤(一汉斤约为250克)肉大约六钱或者七钱，则他的月收入在今天可以买707斤(今天的斤)肉。《九章算术》卷七记：“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就是说，好地一亩三百钱，差地一亩七十五钱。则他的月收入可以买三十一亩好地。

除了薪水之外，皇帝对中高级官员还会有不时的赏赐，赐给“四时杂缯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所以汉代中级以上官员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的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

但是汉代俸禄体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以及官与吏之间的待遇过于悬殊。关于汉代官与吏的划分，一直有所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汉代和秦一样六百石以上为官，六百石以下为吏，吏以二百石为界，一百石以上为大吏，以下为小吏。”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疑问，主张应该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以上为官，以下为吏。

不论如何，汉代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丞相的月俸钱相当于中低级官员“比六百石”的20倍，相当于二百石以下吏员的100到600倍。差距非常巨大。“百石”级的小吏，其年收入仅与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相当。汉代高级官员俸禄水平虽然很高，但是官吏整体平均月收入竟然不过1389钱，甚至比不上“月二千”的雇来替人服徭役的更卒。这是因为汉代高级官员数量很少，而基层公务员却为数非常庞大，所以平均数就被大大拉低了。因此我们说，大多数汉代政府公务员收入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代也应该属于薄俸制。

所以汉代政治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低级官吏特别是吏员谋取灰色收入的情况比较普遍。一方面，他们收入过低，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们在百姓面前又是权力的代表，有很多上下其手的空间。

东汉前期，吏治也算清明。到了东汉中后期，则情况为之一变。

首先是因为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汉安帝时，诸羌反叛，政府用于平乱的战争费用达到二百四十亿钱之巨。汉顺帝末年，羌人复反，军费达到八十余亿钱。再加上东汉中期连续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了极度困难。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人也大幅降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西汉时期就存在的基层官吏收入过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恶化，那些级别低的官吏，不但不能养活妻室儿女，甚至连冬夏衣被也买不起。比如东汉明帝时，河内乐松“家贫为郎(尚书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扯，食糟糠。”

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乡官部吏，职斯禄薄”，导致他们“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也就是说，既然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有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

“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先后出现过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的俸禄制度也有很大差别。

动荡时期，财政通常都比较紧张，官俸水平也往往不高。比如晋代实际俸禄水平很低，晋武帝坦承：“今在位者，禄不代耕”。著名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令，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心志之高洁，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代官俸之薄。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应该是日俸，换算成年俸，不过才一百八十斛。

南朝袭晋制，俸禄也很低。南朝陈时的著名清官褚玠就遇到过因为俸禄过低而无法返乡的窘事。褚玠为官“廉俭有干用”，当时山阴县官员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贪污受贿，“山阴县多豪强，前后令皆以赃污免”。皇帝遂命他为山阴令，前去治理整顿。他到任后，厉行打击豪强大户，成绩显著不过。离任时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路费。“玠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也就是说，他当县令时，仅靠俸禄生活，不谋求灰色收入，所以离职之时，竟然无力支付车船费用，只好留在县里，靠种蔬菜维持生活。直至皇太子得悉这一情况后，资助他返回首都。这类薄俸制下清官境遇悲惨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面且情节也都大同小异。

魏晋南北朝时，有一件中国俸禄史上比较特殊的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北魏的俸禄改革。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一些历史时期，还曾经实行过无俸制。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百官什么，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亦即所谓“生口”。

比如拓跋珪天兴二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班赐从臣各有差。”

拓跋珪（剧照）

打胜仗，就有大量子女玉帛可分，这种山大王式的生活听起来当然很爽。但是也有问题，一个是赏赐不时，没有规律，二是分配严重不均，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这些官员生活当然就会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

地方官员的贪腐给王朝治理带来很多问题，他们过度剥削压榨百姓，侵夺民产，导致地方残破、民不聊生，甚至无力上交国税，文成帝太安五年语书称：“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 这是官员获取收入的第二条途径，贪污受贿。

第三条则是与大商人勾结，通过经商牟取厚利。北魏前期虽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官员经商之风却很盛。如崔宽任陕城镇将，一方面剥削自姓，另一方面，因为“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往来”由此所获不少。官员经商，当然主要是利用手中职权，与富商大贾相勾结，垄断市场，强买强卖，谋取暴利。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北魏皇帝们的惩贪动力是很强的。为了惩治贪腐，他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文成帝太安五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律视作赃物。

但皇帝们的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

直到孝文太和八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者不多。他将魏晋南朝的九品制由九个等级变为正一品到从九品十八个等级，加大了官员职位差别，并据以分发不同数量的俸禄，此制直至明清，相沿不绝。但因史料缺乏，北魏俸禄标准具体多少不得而知。俸禄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北魏政权建立以来一百年无俸的历史，也有利于整顿吏治。在颁行俸禄的同时，孝文帝厉行惩贪。孝文帝诏书中说，对官员的贪污行为，因为历史原因，既往不咎，但“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规定极其严厉。

北魏孝文帝

可惜北魏的俸禄制度，后来也遇到了和东汉后期一样的命运。北魏后期，因为战争等需要，财政紧张，多次削减百官俸禄，“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百官实际只能领取三个季度的俸禄。孝明帝末，战乱四起，水旱灾害频发，财政窘迫，甚至向百姓预收数年租调，俸禄也很难再正常发给，孝庄帝时，干脆停止发放俸禄。“百官绝禄”，官员们复又聚敛成风，政府再度陷入极度腐败，国家不久就灭亡了。

唐代俸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高时期。这是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的有意为之。唐玄宗曾于天宝十四年(755年)下诏说：“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及此由。”可见“足薪养廉”是唐代统治者的明确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唐代建立起了体系完备、内容复杂的俸禄制度。唐代官员的法定收入主要有三大类：职田(非现任职官则给禄米)、俸钱(因体钱中包括了食料、杂给等钱，所以通常又叫俸料钱)和赏赐。

唐代各级地方现任职官，每人都会分有八十亩至十二顷不等的职田。离任时，职田则交接给下一位官员。非现任官员则发禄米，这是官员收入当中最稳定的部分。因为在遇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只有粮食是最保值的。职田会保证官员们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吃得上饭。

第二部分，俸钱，是政府提供给官员用来购买日常饮食及办公用品的钱，其中还具体包括月俸、食料、杂用、课钱等项。因为粮食已经有职田供应所以“月俸”主要用于官员购买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食料”则用于工作餐和个人生活；“杂用”则用于自备工作所需的一些办公用品。由此可见唐代政府对官员的生活及工作需要考虑得是很周到的。除此之外，甚至还负责各级官员仆役的生活费用，叫做课钱。此外，朝廷对大臣特别是高级大臣还经常有所赏赐。

在这种情况下，唐代高级大臣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名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大历八年(773年)，回纥人请求卖给唐朝万匹马，而朝廷因开支不足，准备只买一千匹。郭子仪说:“回纥人帮我们平定叛乱立有大功，应该报答一下他们的支持，而且国内也需要马，我请求缴纳一年的俸禄，帮助出马钱。”捐纳自己一年的俸禄以充一万匹之马价足见其俸禄之隆。中级官员的收人也不低，白居易任江州司马，作了一首琶行，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失意，其实他那时的工资并不低，按规定他的月俸为五万文，实领可达六七万文。

唐代官员

相比之下，明清两代俸禄体系当中，就没有职田，只有禄银绿米，而且标准很低，朝廷还经常不能足额发给。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默许官员去营谋灰色收入。

唐代俸禄制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级政府的办公费用有明确的来源渠道，不需官员自己想办法。唐代为保证各级官员人的办公条件，按不同官署级别，批给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交由农民耕种，收租归各级官署使用作为办公费用。

唐代还实行了公务用车制度，各级官署都备有交通运输工具。中央机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车坊。

和历代一样，唐代官员服制也很森严，官员在不同场合的着装，有着具体的礼仪规定，分为朝服、公服、弁服等多种，繁琐复杂，不过唐代官员的官服费用是由国家负担，不需个人置办。

唐代官员出差费用也有保证。官员因公出行，持有官方颁发的有效证件，也就是券牒，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馆驿。为了体现对于官员的体恤，有些时期，官员因为私事外出，比如节假日请假扫墓，皇帝也开恩可以使用馆驿。

唐代退休官员也有退休工资,发给在职工资的一半。

总之，唐代俸禄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性化，比较合理。

在李唐统治的近300年里，除了安史之乱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官员的俸禄都比较稳定。特别禄米和职田变化不大，不过料钱却在立国始定以后二百多年里增长了十多倍。究其原因，主要是物价上涨，俸料钱同步上升，这也说明唐代俸禄制是有弹性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增减。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清人赵翼讲：

“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唯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但宋代俸禄制度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体来说，宋代初期，官俸并不高，以致百官生活多有困难者。后来历经调整，逐渐增长，到北宋中期后达到较高水平。南宋时期因为财政困难物价上涨等原因，俸禄水平又有所下降。此外，宋朝与汉朝一样，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初年，和很多王朝初创时一样，官员俸禄并不太高。宋初俸禄沿袭北周，名义上俸禄水平大约是唐代的一半，但是经常八折发给，其中三分之二又是实物而非铜钱，所以总算起来,俸禄只有唐代的四分之一。

宋太祖的官俸制度是“省官益俸”的思路，但是在后世子孙那里只是部分得到执行，“省官”也就是官僚队伍的精简未能被继承，但是宋代俸禄确实越来越优厚，对中高级官员的实际生活需要考虑得越来越周密。宋代进行过好几次公务员工资改革，越改水平越高。

宋代官员俸禄体系比唐朝还复杂，大体可划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宋代官员的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三种。加俸则主要有职钱、侍从衣粮、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各种添支等项。职田又称“职分田”、“圭田”，是用作官员在职补贴的官田。除上述收入之外，宋代官员还享有给券、公使钱及多种赏赐，可以视为变相俸禄。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不过，宋代也存在着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
宋代州县级官员收入较低。以《嘉祐禄令》为例，最高等的节度使，料钱为四百千，最低的内侍郢、唐、复州内品才三百，差距非常明显。所以低级官员普遍感觉生活压力巨大。有人抱怨说：“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亲”。

宋代采取高官厚禄而低级官员薄俸的矛盾制度，也自有其不得已，这就是宋代官吏数量过多。宋代以文官治国，大力推行科举，中者无不授官。据统计，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1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两宋官吏数量增长非常迅速。

这种低薪制，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很多人视州县官员为畏途。宋代尚未流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些地方，比如广南西路等地，多次出现县令缺员现象，“县令有阙,十占六七”。 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部分州县官员的贪污不法。宋代州县等基层官员，不但承受着低俸禄的经济压力，更承受着官僚体系层层传导下来的财政压力。两宋军费开支巨大，冗费沉重，所以财政常年紧张，不得不拼命压榨地方。以“上供钱物”为例，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56年)，右奉议郎鲁冲上书谈及宜兴县的情况：“臣前任宜兴县，一岁所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打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组钱之类，岁支不管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受，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累无虚日”。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高薪养廉，人们总是习惯以宋代为例。不过总体来说宋朝高薪养廉是否成功，无法一言而论。
这首先是因为宋代的高薪，只局限于中高级官员。应该说，北宋中前期在中高级官员当中，高薪养廉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这也与当时贪惩措施比较严厉密切相关。但到了北宋末期，因为腐败现象自下而上的传导，同时皇权与官权渐渐失去约束，中高级官员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而宋代基层腐败的主要诱因，恰恰是因为低薪制。特别是吏员腐败与“无常禄”之间的关系至为明显。
所以宋代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薪制导致的底层官吏腐败普遍化。到了南宋，低薪状况加剧，对贪腐的惩罚力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党争越来越严重,，权力约束越来越弱化，官僚体系也日益呈现整体性沦落。很多人把宋代当成高薪不能养廉的例子，并且夸张地说，宋朝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在权力约束比较有效，腐败从底层传导上来之前，北宋的高薪养廉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因此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和北魏一样，以战争起家的元朝开始时是没有俸禄的。
游牧民族没有俸禄的传统很容易理解。蒙古官兵开始是专以从战争中掠取大量财物、私属人口为生。到中统建元之前，没有正式建立覆盖全域的俸禄制度。所以在地方治理上，与北魏初年一样，也是贪暴横行：“元初未置禄秩。无禄不足以养廉，于是地方官吏以未给俸，多贪暴”。那些不能从战争中获得财富的地方官就从地方百姓身上肆意榨取。
在疆域日广之后，和北魏一样，元朝开始考虑建设俸禄制度。

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比如元朝南北官员，职田分配是不一样的，江南地少人多，所以职田只有北方的一半。朝廷内外官员收入也不均，有的官员俸禄很高，有的却非常低。元代俸禄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俸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钞票发给的。元代钞法实行不善，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中统至元中年间，物价上涨8-10倍。最严重的时候，钞票几成废纸，仅能值回印刷成本。虽然朝廷多次采取增俸措施，但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通货膨胀期间，朝中高官的俸禄表面上很高，但是到市场上买不回多少东西。而地方小官，因为职田上的粮食收入，生活反而有所保障。所以就出现了“官益高而益薄及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及外任九品簿时之”的反常情况。

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生活捉襟见肘，可见其他官吏俸薄的情况更加严重。元代也属于薄俸制。因此元代中下官吏普遍生活困顿。

元代治理水平不高的另一表现是发放俸禄的随意性。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朝廷为了“定夺俸禄，凡内外官吏皆住支”，到十八年四月才“复颁中外官吏俸”。但江南官吏直到至元十九年六月仍“不曾支给俸钱”。类似的停俸，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也曾发生。不仅如此，中、下级官吏的俸钱又多被上级克扣。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

明代俸禄确实是非常之微薄，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受元代薄俸制的影响，另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

“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擢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朱元璋不了解的是，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败。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明太祖朱元璋

明代俸禄之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代官员没有了职田。
从唐朝开始，地方现任官员俸禄中都有一项特别稳定的收入，职田收人。但是朱元璋却毅然废除历代相沿的职田制度。原因很简单，他要把天下官田都留着赏赐给他自己的子孙。各地王府的赐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田地”。

第二，禄米数量也大大降低。没有职田，官员俸禄中只剩下粮食也就是禄米这一项，而且标准也大大降低。

明代正一品年俸是禄米1044石；正二品732石；正三品420石；正四品288石；正五品192石；正六品120石；正七品90石；正八品78石；正九品66石。这个标准是历代最低的。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明代俸禄制与秦汉以来历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宋代以前，历代虽然低级官员收入不高，但中高级官员通常都是高薪。而到了明代，连高官也得承受低薪之苦。明朝中后期，最高级的正一品官员的全年俸禄折合成银子不过才300两左右，抵不上一个京师富家子弟三个月的花费。所以明代低薪制是贯穿上中下级所有官僚的情况。
第三，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舍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阎步克《品位与职位》说：“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

第四，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代，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

第五，和今天的“党内警告”、“降级撤职”作为一种惩罚一样，明代以前，官场上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坐牢，该流放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因此有人说，朱元璋是一个代表了农民利益的“农民皇帝。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朱元璋的做法显然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希望这些孔孟之徒能“见义忘利”，吃着孔孟的精神食粮忘我地为他工作。其实，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并不算太少，因为比起农民来他们的生活还是优越的。更何况，精细的朱元璋认为，做官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直接物质收获外，还会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报偿。朱元璋这样教育广大官员：如果你们清廉为官，虽然收入不是特别丰富，但“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毕竟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另外还能“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所以，他觉得他对官员们还算是够意思。
但实际上，这样的低薪“不足以资生”，导致很多官员难以养家糊口。比如洪武年间的陕西参政陈观，“在陕以廉谨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一死，妻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洪武年间的吏部尚书刘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亩”。出仕之后，家族经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一条被子盖了十年，被老鼠咬破了才换条新的。但是旧的还要缝缝补补，给儿子当棉衣。

按理说，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折色最早始于洪武年间，在朱元璋去世后则越来越普遍。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称，“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兼支。”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粮储不足，所以各处都司发工资时，一半发钞票，一半发粮食。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又诏称“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吏俸米、军人月粮，近为粮储不敷，减分支给，以钞折充”。折色渐渐成为定制。
问题是和元代一样，明代的钞票经常严重贬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条记载：

“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以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朱元璋时代，偶尔也会发钱发钞，但是那时钞票还好用，本应发一石米，实际所发之钞，大约值一两白银，和市场价格大致相当。但是到了明成祖时，因为钞票贬值，本来应该给一石米，实际所发钞票，却只能兑现白银钱到二钱，就是说已经贬值到只剩原来的一成到二成了。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发给十贯钞，看起来比洪武年间涨了十倍，而事实上，那时十贯钞才值二三十文钱。也就是说，贬值到原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如果按半粮半钞算的话，官员实际只能领到粮食部分，以钞折算的部分就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工资相当于降低了百分之五十。

明代皇帝们就是这样和百官耍流氓。时间长了，百官当然纷纷抗议，皇帝于是不发钞票，改发其他东西。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1469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纱褐缯布、衣蜕衾褥及书画几案、铜锡瓷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内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巾帕、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么。

苏木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给百官发工资？当然是因为国库没钱了。那么为什么大明王朝会穷成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天下的银子都发给朱元璋的后代了。我们前面说过，朱元璋虽然给百官的俸禄标准定得很低，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规定了极高的俸禄水平。朱元璋规定，他的后代由于身份高贵，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明武宗时期造反的宁王朱宸濠（剧照）

所以明代皇族拼命生孩子。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山西庆成王朱钟镒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不久另一位藩王刷新了这一纪录，这位藩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这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大抵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行到近百万人之多。

这样国家财政就出现了难以支撑的窘况。嘉靖四十年(1561)朝廷曾经算过一笔账，天下岁供京师粮400万石，而诸王府的禄米支出竟然达到了853万石，缺口是453万石。天下所供，竟然不能满足王族所需。所以当时官员们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患者，莫甚于宗藩禄廪”。
我们看明代官场贪腐的发展趋势，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总而言之，明代吏员枉法营私非常普遍。事实上，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沦肌浃骨的地步，侵蚀到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小小的衙门胥吏通过把持官府可以家资上万。”

清代顺治康熙等前期帝王认为，明太祖开创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超越汉唐，极为完美，康熙甚至称明太祖“治隆唐宋”。所以有清一代，在国家制度上大部分沿袭明制。比如清代俸禄制度基本是照搬明代俸禄。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议定京官俸禄，明确宣布“仍照故明例”，即照万历《明会典》所载的明代官员俸禄中的“本色俸”折银部分和“折色俸”折银部分合二为一。顺治十年，对俸禄稍作调整，成为有清一代定制。标准如下表：

到了乾隆年间，为了与外官的养廉银作一点平衡，所以提高了京员工资标准，“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食双俸单米”。这样，工资标准表如下：

因此清代仍然是薄俸。在养廉银改革之前，一个县令，“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
清代吏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与明代相似，其腐败情况也与明代相似，所以清人感叹当时之大患在“吏”。御史汤斌说整个国家尽在书吏之手，冯桂芬说清代皇帝“与胥吏共天下”。由此可见清代书吏权势之大。

清朝的薄俸制直接导致“陋规”之风盛行，虽然说康乾盛世，但就是在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爷手中，一举奠定了清朝的制度性腐败。而因循守旧的嘉靖皇帝虽然有志惩贪，但终因非雄才大略之主而败下阵来，嘉庆一朝是大清从盛世向衰落滑下的一道曲线。

那么康、雍、乾、嘉四位皇帝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下篇文章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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